从刘强东卸任,我看到了区块链的精神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从刘强东卸任,我看到了区块链的精神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这世界,少了谁,都能正常运转

文|三帅

编辑|启

图片来源|花瓣网

文章来源|区块链巴士团

没有华丽的告别,没有通告,没有致辞,刘强东就这么卸任了京东相关职位,上一个做出卸任动作的,还在2019年,从马云爸爸变成了马老师,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这番动作,不免让人深思,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哪里?

我们先来看下京东和淘宝,可想而知,一直冲在前头扛起品牌大旗的就是刘强东和马云,这种强绑定,也让这两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影响着这两家巨型企业的发展和价值,刘强东性侵女大学生一案还历历在目,不管事情的真假,有心人拿这个炒作的话,受丑闻影响,京东的股价应声大跌,京东的企业形象也受到极大打击。将中心人物从企业的影响中拿掉,我认为这个叫去个人化、去中心化,也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一直提倡的。

那我们借这个话题来风暴下一个企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一家公司要冲出来,单靠个人力量是不够的,但是必须得有一个足够强势的人,能让团队其他成员都信任他,信任他的高度,信任他的决策并且去执行,这个时候的这个人就像公司的灵魂,哪怕再苦再累,他的高大形象都支持着公司不倒,这个时候,强调去中心化,大家各干各的,那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

接着公司做大了,各个部门正常运转,公司的权力不能只掌握在一个人手上,因为一个人的武断决策和负面新闻可能会葬送掉公司的前程,所以就有了分权制约,再后来,曾经的中心的一举一动还是影响太大了,只能拿掉,退居幕后,种种草,养养鱼,偶尔出来当个军事,给点意见。

从有中心到无中心,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项目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就像比特币,由中本聪提出,再由所有信仰者不断发展壮大,到达成共识,社区自治,才做到这么一个世界级的项目出来,如果说比特币一直掌握在中本聪手上,涨跌他说了算,哪天一不开心,砸他个30%,哪天心情一好,拉个50%,那我想,这种项目大资本、大机构也不敢参与,谁也不愿当韭菜被收割,所以一个开源、真实社区自治的项目显得尤为高大上。

我们再来看市面上很多项目,币大部分都掌握在创始人手上,虽然说着自愿锁仓,但哪天一时想不开,币一抛,换个国籍跑路,那倒霉的总归还是投资者,所以我们身处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人人都想暴富的年代,我们更需要沉下心来,打磨产品,打磨自身,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可以匹配这个时代,具备竞争力的个体!

【区块链+通证经济】从量变到质变区块链发展的下一阶段是什么?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区块链+通证经济】从量变到质变区块链发展的下一阶段是什么?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比特币或者说区块链诞生之初,只是少数人的玩具,仅在一部分朋克社区和技术极客之间被讨论。经过时间的累积和认知的普及,区块链领域的积淀日渐深厚,具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力量。

从点对点交易到智能合约再到泛区块链应用的生态模型,区块链以递进式的进程不断发展,这同时也是区块链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推进过程。那么,我们不禁会发问,区块链之后是什么呢?会是通证经济吗?

通证的概念起源及其简单定义

通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在互联网时代,通证最初是指登录验证的令牌;

2. 到以太坊ERC20(一种代币开发标准)出现后,通证发展为可以在交易所直接交易的资产;

3. 如今,当“通证”由“Token”翻译而来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时,第三阶段到来了,通证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化。

目前,通证的定义是“可流通的凭证”或者 “可流通的加密数字凭证”。我们可以看到,在区块链发展的较初级阶段,通证还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人们对于通证的了解也相对片面。在那段时期,人们对于通证的普遍认知总是与代币相关联。

到了区块链蓬勃发展的今天,通证终于拥有了更符合其特性的定义。人们开始将可流通的凭证拆开来看待,首先是可流通,其次才是凭证。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流通。说到可流通,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货币了,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最广泛的流通手段,相比货币,通证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通证自然不是货币,但在通证经济的生态中,它既是价值传递、价格发现的介质,又能作为对标现实的价值体系。

对于通证与货币的关系,我们也将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其次,我们来聊一聊凭证。凭证可以理解为权益,它是一种证明手段,更是一种社会共识,同时又代表着相应的价值。由于通证经济是以区块链作为技术载体的,所以保证了它作为凭证的可识别和防篡改特性。同时,通证的凭证范围相当广,无论是一只股票还是一栋房产,抑或是个人信用、权利,都可以作为通证登记在区块链上。

关系网:通证、代币、数字货币、区块链

通证是区块链发展到高阶生态的产物,通证经济则是通证基于区块链技术进一步推进的结果。通证经济将作为桥梁,连接现在与未来。那么,通证、代币、数字货币与区块链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谈到通证,最常见的问题莫过于通证与“币”的关系了。其实在早些时候,人们曾经将通证等同于代币,然而区块链发展到今天,用“代币”一词来代表泛区块链应用的生态模型中维持生态循环并将其往前推进的助推器似乎显得过于片面了。

通证就是币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在日常对话中,提及区块链,往往就不得不提币。

比特币的“币”、某个项目发行的“币”或者未来经济生态圈中流通的“币”可能都不是同一种“币”。

一般而言,在区块链中,我们提到的币都属于“加密货币”。加密货币作为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是一种作为交换媒介的数字资产,它使用强大的密码学来保护金融交易、验证资产的转移,并严格控制新单位的创建。如果把加密数字货币放在更大的空间内看,它就同时隶属于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

我们可以将虚拟货币看作一种价值的数字表达,其中去中心化的一部分包含加密货币,而中心化的一部分则包含Q币(腾讯推出的一种虚拟货币)、游戏币等权益息票或者手机端支持的移动息票。相比虚拟货币,数字货币的范围则更大一些,因为它还包含被监管的部分,如电子现金等。

简而言之,通证能不能与加密货币画等号呢?自然不能。

加密货币分为以下几类:

(1)原生或内置代币,如比特币、以太坊;

(2)资产支持代币,通过ICO(首次币发行)发行,如量子链;

(3)资产衍生代币,通过IFO(首次分叉发行)发行,如比特热点、比特币现金。

进一步解释来说,加密货币系统并不是一个中心化的或者需要某个中间机构背书才能进行交易的系统。在这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中,支付是点对点的,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自动达成共识。同时,该系统,会记载加密货币单元及其所有权并对加密货币单元的生成方式及其所有权进行描述,类似比特币。

加密货币单元的所有权通过密码证明,即“挖矿”时通过计算哈希值确认交易。当交易发生更改时,需要整个系统的确认,即要保证交易的不可篡改性,使交易更加安全。当有记录者进行错误录入时,需要根据多数票规则录入,进一步保证交易的正确性。

根据分类,通证可以算是加密货币的一种,因为它既可以流通又可以交易。然而,在泛区块链生态系统中,通证可以是任何权益、价值,而不仅仅是代币权益证明,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将数字货币又看作一种特殊的通证。通证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凭证,是区块链网络的记账方式,在网络上可自由流通且有密码学加持。

通证三要素:权益、加密、流通

通证的定义是“可流通的凭证”或者“可流通的加密数字凭证”,它有三个必要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权益”

即通证具有固有或内在的价值,是价值的载体和形态。它既可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也可能是没有实体形态的股权,甚至可能是一种信用或者权利。它来源于社会对其价值背书方信用的认可。

第二个要素是“证”

即通证有密码学加持。它具有真实性,可以被识别,无法被篡改。这也是通证能够流通的条件。

第三个要素是“通”

即通证必须能够在一个网络中流动。它可以被使用、转让、兑换、交易等。

这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通证的三个基本面,通证就是这三者所组成的统一体。

区块链应用项目与通证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存在。在一系列前景广阔的区块链应用项目中,如何令有真实需求的交易行为顺利进行,是区块链应用项目立足的根本。在没有区块链的世界中,这些交易行为被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或者支付方式等问题局限而难以有效进行。

资产与通证有机结合,俗称“上链”。在“上链”的过程中,既需要一个被大众承认的受信机构将通证与资产的对应关系规范化,又需要确保在法律意义上将区块链外的资产、交易与区块链内的电子凭证一一对应。

首先是通证与资产之间的对应关系。当一个经济系统运行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度量这个经济系统中出现经济的价值,这个度量价值的东西需要具有稳定的性质。众所周知,最早的货币是拥有真正内在价值的代币,如贝壳、金、银等。

而技术的进步使货币的内在价值和其被广泛认可的市场价值二者更趋于独立。这也启发我们在现在的金融创新中要将技术作为货币演变的助推器纳入考虑范围。

进入21 世纪,数字化技术推动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使有形货币逐渐退居市场幕后。货币发展的最终形态是任何形式的有形工具都将消失。在日常生活中,出门不再携带钱包已经变成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因为移动设备的支付服务可以使交易通过网络即时结算。

在未来,技术创新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非居间化进程也将被不断推进。此时,通证的概念应运而生,它也是货币进化史的必经步骤。非居间化的最终形式便是与通证互为表里,因为通证的存在使交易在给予区块链的系统中储存资金,无须中央结算处理系统的中介机构便可使交易活动即时完成,最终驱动了通证的诞生。

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建议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建议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从去年到今年,监管陆续出台了多个新规,直指互联网存贷款业务。张忠永指出,新规一系列文件包括三个:2020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做出框架性的规定;2021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对第三方平台在互联网渠道代销相关产品进行限制;2020年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对互联网贷款业务进行了量化规定。

张忠永提到,发布这一系列互联网存贷新规具有其现实意义,对中小银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存贷款新规对银行有3个方面的影响

与以往的监管政策一样,此次的互联网存贷款系列政策也承担着多种职能。从法律层面,2020年10月《商业银行法(修订意见稿)》对地方性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存贷款新规延续了这一监管态势;从政治层面,2019年疫情前全国整体存贷比是79.5%,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中有9个明显低于这一标准,而江苏省12个地级市中却有10个明显的高于这一标准,跨区域虹吸现象明显,存贷款新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经济的层面看,存贷款新规符合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要求,可以有效防控金融风险。

互联网存贷新规的内容主要在于3个方面:

一是风控。银行需要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

二是定量指标。对互联网存款,严禁第三方平台进入这一业务领域;对互联网贷款,提出了25%、30%及50%等相关定量指标。

三是限制跨区域展业。其对银行业的影响,前两点表现为量变,将影响银行互联网存贷业务的商业模式及业务规模,第三点则是质变,对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往中小银行对互联网业务的“走出去”战略定位,对数字化转型路径带来较大冲击。

纵观美国银行业的历史,一是区域银行是可以有较好发展的,其不良率甚至整体比大银行低,并非区域深耕没有潜力;二是跨区经营的限制其实增加了小银行原本没有的区域牌照价值,对中小银行也是有利的。此外,在科技改变银行业的同时,大银行雄厚的实力决定了其在科技上的投入远高于中小银行,两者的竞争实力差异明显,同质化消耗战模式进行竞争的话,对中小银行不利。那么,新规出台后,大银行、地方性中小银行、互联网银行可以各归各位,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大银行定位金融基础设施,包揽常规化、标准化服务;地方性中小银行专注细分市场的差异化发展;互联网银行探索创新化发展模式。

总体看,互联网存贷新规短期来看是对中小银行互联网业务的冲击,但中长期看,可以说是对中小银行的保护,但可能带来差异化结局,关键看各个银行的转型举措的有效性。那么,在这一系列政策之后,中小银行可以怎么做呢?

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建议

目前,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困难在于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足,缺乏数字化转型规划,组织及人员体系不健全,数据质量、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系统架构的制约、资金压力等。

基于这些实际困难,张忠永从5个方面提出了对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一是路径。要从“走出去”向“沉下去”发展,互联网业务要从域外分行向线上线下联动的O2O模式转型,深挖区域客户。

二是客户。要从“圈客户”到“经营客户”。“圈客户”背后是“割韭菜”逻辑,用标准化的产品,到足够大的市场上去收割客户,瞄准的是长尾客户;“经营客户”是要用差异化、个性化、情感化等产品或工具,去服务,提升客户价值,定位价值客户。

三是从“流量思维”到“场景思维”。过去做线上业务的关键是对接流量,现在做线上业务更需要建立本地化的场景,通过场景构建生态,构建自身的获客能力和客户关系。

四是数据。从“大数据”到“小数据”。“大数据”,更重群体的截面数据,利用规律来做营销或风控;“小数据”,更重个体的时间序列,利用变化来做营销或风控,“小数据”更能满足用户差异化的需求。

五是从“数字化营销”到“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营销”以短期效益为中心,“数字化管理”关注长期效益和目标,业务可持续性、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表现都更好。地方性银行跨区域攻城略地受限后,正好从短期压力中解放出来,为长期能力建设进行更多的投入。

最后,张忠永总结,互联网存贷款新规可能改变整个银行业竞争体系,大银行、地方性中小银行、互联网银行各归其所,一定程度上对中小银行形成保护。未来,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方向是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型;具体策略上要根据自身情况重点突破,在银行业真正进入考验银行家战略能力的竞争阶段,兴衰的个体差异将会拉大,抓住机遇、选对路径至关重要。

发达国家加紧数字货币政策布局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发达国家加紧数字货币政策布局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封面图来源|Pixabay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 何彩红 陈建奇

近年来,数字货币等数字经济创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数字货币创新,但也有国家对数字货币采取观望的态度。深入分析发达国家的数字货币理念及相关政策,将有助于理解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和深化国际金融合作。

重视强化私人数字货币监管

数字货币是融合密码学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的货币形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等特性,导致以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数字货币可能会被利用从事洗钱等非法活动。因此,部分发达国家不仅关注数字货币带来的新机遇,也高度关注私人数字货币可能引发的潜在挑战,重视对私人数字货币的交易监管。

美国联邦政府并未特别限制私人数字货币交易,而是沿用既有的监管体系加以控制,包括证券监管、反洗钱监管和税务监管等。在证券监管方面,依据美国《证券法》,私人数字货币属于证券范畴,其发行或转售一旦被认定为证券销售,就可能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法院将根据交易的实质而非形式进行判断。2017年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通过发声明、起诉、调查等形式对数字货币产业进行监管,它认为绝大多数项目的代币融资行为都是发行证券,相关业态都要进行注册。2019年7月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豁免了部分项目的上市注册,还为部分项目发放了不行动函。在反洗钱方面,美国主要依据《银行保密法》对数字货币产业进行监管,但这种监管并非针对所有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的主体,只有从事货币服务业务的主体,才需要满足《银行保密法》的反洗钱合规要求。在税务监管方面,2014年3月,美国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虚拟货币的指南,阐明可转换虚拟货币的出售、交换或使用,可能导致税务后果。

日本政府明确将数字货币纳入虚拟货币范畴进行监管。日本修改了《支付服务法》,要求提供虚拟货币交易服务的人员必须在金融厅完成登记注册,并建立与其他金融机构类似的内控制度、记录保管制度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否则就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或刑事追诉。与此同时,根据日本《防止犯罪收益转移法》的规定,“虚拟货币交易服务提供商”有义务验证客户和对客户业务有实质控制权的人的身份数据,保持验证记录和交易记录7年,向有关当局报告可疑交易。上述规制在实质上与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要求类似,说明处理资金转让业务的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同样需要履行反洗钱监管义务。

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的竞争与合作

2019年,国际清算银行和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调查了66个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发展情况,结果显示80%的国家正在积极研究法定数字货币问题。2019年6月,美国互联网企业“脸书”(Facebook)发布关于“天秤币”(Libra)的白皮书后,部分发达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呈现加速趋势。

发达国家数字货币竞争日趋激烈。加拿大央行2019年6月披露,其正在设计一个数字货币系统,让没有银行账户或手机的人也能使用,并可在断电时工作,安全性与纸币相近,以期获得更喜欢持有现金的公众的信任。日本央行2019年7月发布题为《央行数字货币具有与现金相同功能的技术课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要具有与现金相同的功能。在2020年2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英国央行首席财务官萨拉·约翰表示,各国央行加大力度研究主权加密货币至关重要,否则将无法同私营部门取得平衡。2020年3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镇事务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关于加快推出数字美元的议案草案。同样是在2020年3月,法国央行宣布将加快法定数字货币的测试进程以推动数字欧元研发。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强调,数字欧元可行性研究须加速。

有关发达国家不仅关注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的竞争,也重视在这方面的合作。2020年2月,英国、瑞士、加拿大等6个国家的央行宣布将在华盛顿讨论数字货币合作问题。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典和瑞士的央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一个小组,共同研究数字加密货币相关问题,分享各自的经验。2020年7月,七国集团决定就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展开合作。2020年10月,国际清算银行协同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德国央行、日本央行、澳大利亚央行公布了一份题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的报告,论述了通用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准则和关键特点,强调在更好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同时,为了完善和实现社会政策总体目标,各国央行已经在积极主动地开展科学研究,以便向民众展示数字货币的利与弊。

发达国家数字货币政策设计

考虑到私人数字货币较难监管,容易发生非法交易等问题,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达国家对私人数字货币通常保持审慎态度,并不积极支持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对法定数字货币整体持正面的积极态度,不断探索相关的政策举措,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清算模式,促进法定数字货币领域的健康竞争与合作。私人数字货币与法定数字货币的博弈成为发达国家数字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看点。

美国尚未发行数字美元,私人数字货币“天秤币”成为政策制定争论的重要内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曾表示,由于现有美元体系作为金融系统的“心脏”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美联储不承诺最终会发行数字美元。但2020年2月,他在美国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数字美元或将在隐私保护问题上胜出”。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时也表示,美联储正在进行有关分布式记账技术及数字货币潜在使用案例的研究和实验,包括分析确定开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潜力。

欧盟并没有关于数字货币的具体规定,但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这其中也包括法国。法国央行不仅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而且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结算机制设计。2019年12月,法国央行行长透露,法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实验将关注多个方面,包括法定数字货币的开发、发行、潜在的技术挑战,以及法定数字货币对传统经济领域的影响等。法国央行一直呼吁开展有关数字欧元使用的实验,目的是探索使用法定数字货币进行清算和结算。尽管此前曾呼吁在欧洲使用基于区块链的结算系统,但法国央行表示,其最新法定数字货币实验计划并未要求必须使用任何特定技术。该实验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设计数字货币、分析其影响和最终的执行运营。此外,该项目还将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对市场基础设施、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因素以及法律和监管框架的潜在影响。

尽管有关国家已经在数字货币领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但在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的优劣上,各国尚未形成共识,一些发达国家在政策设计上侧重针对私人数字货币,另一些则侧重发展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领域,不仅存在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的竞争,也存在法定数字货币内部以及私人数字货币内部的竞争。无论未来数字货币将如何发展,都需要我们秉持谨慎认真的态度进行更多的实验和研究。

场外交易银行卡被冻结不要怕,最全银行账户解冻方法在此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场外交易银行卡被冻结不要怕,最全银行账户解冻方法在此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本文比较完整的介绍了比特币场外交易的主要交易流程,分析了银行卡被冻结的常见原因及方式,为受害人维护合法权利提供了详细的法律依据和账户解冻的实操建议,作者为上海盈科刘磊和陈禹彦。

TL;DR:合法的解决“冻友”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方式,主要有向冻结公安机关申诉、向冻结公安机关同一级的检察院申诉、向冻结机关上一级的公安局或同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

一、OTC场外交易流程分析

以法币与代币之间的交易为例,一般来说,交易双方通过在微信群“喊单”的方式,或者在提供法币交易的交易所内,如火币、OK 等法币交易区去买卖。一旦买方拍下卖方挂出来的交易单,卖方在交易所内储存的代币即被锁定,买方在10分钟之内需要按照指定的账户汇款到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卖方确认收款后,交易平台将卖方锁定的代币划转给买方,交易完成。

二、冻结的常见原因及方式分析

由于代币、如BTC、ETH、USTD等数字货币特有的去中心化属性,且注册用户很难确保完全实现实名认证,所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通过购买数字货币来实现洗钱就变得极其方便,毕竟公安刑侦是没有办法冻结数字货币的。

公安刑侦办理以上案件冻结银行账户的基本思路为,以电信诈骗为例: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小K骗取到受害人小A的一笔资金,诈骗犯在收到该笔汇款后立即通过交易所,如火币平台,购买卖方如小B的数字货币来“销赃”,交易完成后,犯罪分子小K即完成了洗钱行为。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受害人几天之内就会发现自己受骗了)受害人小A发现上当受骗,立即报警,当地警方立案后,立即通知“反电信诈骗网络中心”冻结小A资金流向的所有账户,于是小K、小B的账户都被冻结了。由于,小K交易的目的就是为了洗钱,所以一个账户洗钱结束立即销毁,账户无其他资金进入,那么卖数字货币的小B的账户就会遭到冻结,成为另一个受害人,通常小B的账户不仅仅只有这一笔卖币的收款,一般都会有平时生活中存储的其他资金。但是,公安刑侦不会仅冻结涉案资金,而是全部冻结,包括通过该银行账户购买的基金、股票、理财产品也无法正常变现取出。

以上是最简单的只涉及一层转移的冻结,实践中更复杂的是,小K因为不懂“币圈”,找到专门协助销赃的帮助犯小C去交易所买币洗钱,小C因为在平台交易次数过多,导致卖方冻结次数过多,平台大部分用户识别出来小C的钱有问题,而不与他交易。小C于是找到了手法高超的小D通过多张银行账户来转移资金,虚构交易行为,因为通常离诈骗犯罪分子的账户距离越远,冻结的概率越低。然后小D再去交易平台与卖方,比如小F交易。而小F在收到赃款后,又在交易平台作为买方进行“低买高卖”,该笔涉案资金可能到了七八手、甚至十几手最终停留在小X、小Y、小Z的账户。于是受害人报警了,从小K到小C一直到小X、小Y、小Z的账户全部被冻结。

三、冻结行为是否“合理、合法”?

以上分析可知:假设受害人小A被骗了30万,涉案资金在小X、小Y、小Z账户上分别停留了10万,但是小X、小Y、小Z的账户上各自原有100万干净的自有资金。所以,小X、小Y、小Z因为收到10万涉案资金,各自被冻结了无关的100万资金,你说冤不冤?

首先,如果,你是办案警方,为了防止受害人财产的流失,接到受害人报警你会怎么办?以上分析可知,小C,小D的行为通常构成诈骗犯罪的帮助犯,冻结他们的银行账户,合情合理。同时,小D虚构交易,通过多张银行账户来转移资金,如果冻结了其他的参与转移的账户,那也会合情合理,参与转移资金的行为也属于诈骗犯罪的帮助犯。

其次,在如“火币”这种交易平台上进行数字货币买卖的行为,不是混过币圈的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你这是在干啥?警方很难弄清楚法币与代币的交易流程,代币的市场价值、是否完成支付、以及是否构成合法的交易行为。毕竟,我们国家明面上的政策文件对数字货币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所以,警方把你在平台上卖币的正常交易行为当做诈骗犯洗钱的帮助犯也是及其正常的。要不然,一些小地方的县公安局怎么敢接二连三地把维权的数字货币卖方当做犯罪嫌疑人拘起来呢?

最后,之于传统的线下交易,数字货币在交易所平台上的交易最大的一个弊端是没有书面合同(包括纸质书面合同、电子书面合同)来保障数字货币交易行为。数字货币交易通常都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笔的交易,这么大额的交易行为,如果是买车、买房肯定是要签书面合同的。

合同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合同的效力。合同效力指为了实现合同的内容,法律上可以认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为此可采用的法律措施。在当事人之间,首先是权利义务关系,其次是权利义务非正常展开时的法律后果问题。

关于数字货币交易,如果买卖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了买卖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警方看到合同就知道我们买卖标的是什么,如果买卖标的不违法,那么买卖价格是否属于正常市场行情价格,如果属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再看支付是否完成,是否确实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了数字货币。如果这一切都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则交易行为完全合法有效。

如果警方仍然觉得数字货币卖方有嫌疑,就需要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买卖交易可能是虚假交易,否则警方对数字货币卖方银行收款账户冻结的行为就有滥用职权的可能性。

通常来说,买卖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没有对买方的资金进行审查的义务,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售货员绝不会要求你证明一下用以购买商品的金钱是否属于合法取得。只要卖方对非法交易资金的来源不知情,且付出了同等价位的商品,实践中即为合法的交易行为,通常公安都不会冻结,否则人们都不敢做生意、商品经济社会都无法进行下去。涉及大宗交易金额的买卖行为,如果有合同的存在,起码证明了买卖双方对交易行为是达成了一致的约定,梳理了整个交易流程,极有力地保存了相关证据来证明交易行为的合法性。

数字货币的交易行为,如果有合同进行约定,买卖双方签字生效,再有法院的判决书支持数字货币买卖的判例

同时让交易平台证明冻结日期数字货币市场的交易价格来证明交易符合“等价交换”,那么公安基本就没有理由来冻结卖方账户了。

四、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公安机关冻结存款的法律依据有哪些、有没有对公安冻结措施进行限制的规定?以及被无关冻结了,受害人如何救济?

(1)公安机关冻结存款的法律依据

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

发现犯罪嫌疑人将经济犯罪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定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查封、扣押、冻结:

(一)他人明知是经济犯罪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他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上述财物的;

(三)他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上述财物的;

(四)他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上述财物的。

(2)公安机关采取冻结措施受到的相关限制规定: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二百三十六条:

冻结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为六个月。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为二年。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每次续冻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每次续冻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继续冻结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冻结手续。逾期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采取调查性侦查措施,但是一般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采取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查封、扣押、冻结以及处置涉案财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以外,公安机关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置涉案财物。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并注意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已被依法查封、冻结的涉案财物,公安机关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但是可以轮候查封、冻结。

3、《**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涉案财物除依法另行处理外,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返还当事人的应当及时返还。

(3)如果公安机关不按照以上程序来严格规范自己的冻结措施,造成了对无关人员的冻结,如何救济?救济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一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一) 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二) 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 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 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 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在收到申诉、控告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书面回复申诉人、控告人。发现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应当立即纠正。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十三条:

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复议、申诉、投诉或者举报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五、公安机关冻卡的时间有多长?1、三日之内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如果公安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人将赃款转移,将赃款流经的所有账户冻结后,经过审查发现,存在犯罪嫌疑人已落网如数供述犯罪的情形,或者确实证明被冻卡的“冻友”跟涉嫌的刑事犯罪毫无关联,负责任的公安机关会在法律规定的3日内将“冻友”的银行账户解冻。

2、六个月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二百三十六条:

冻结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为六个月。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为二年。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每次续冻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每次续冻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继续冻结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冻结手续。逾期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

所以,冻结期限六个月到期解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1、冻结的6个月以内,公安刑侦经侦查发现,已排除对“冻友”涉案的怀疑;2、6个月以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办理继续冻结的手续。

3、到期续冻,不确定期限

本律师办理的“币圈”银行卡冻结案件中,冻结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四年,从2015年初冻结至今。该类案件冻结时间持续长久的主要情形体现在:1、“冻友”卖币收到的赃款涉嫌的犯罪长期不能被侦破,嫌疑人不能到案,导致很难排除对“冻友”转移赃款的嫌疑;2、办理该起案件的刑警已经调离该岗位,不再负责该起案件,后来接手的刑警在案子没有到达审判阶段,经法院生效判决文书证明“冻友”与本案无关,一般不愿意主动研究该案中“冻友”的嫌疑程度,更不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去尝试为冻友解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解冻一定要趁早!

六、实操中,冻友如何将账户解冻?1、等三天,看一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负责任的公安刑侦经查明,排除对“冻友”涉嫌转移赃款的嫌疑,将“冻友”归类为无关人员,则按照法律规定,在三日内予以解冻;

2、过了三日,仍没有解冻,去银行获取冻结机关的详细信息。

三日过后,冻友经尝试转账仍然无法正常转账的,则证明仍处于冻结中(这里吐槽一点:按照规定,公安冻结账户需要对冻友进行通知的,而实务中,很多冻友被冻结了一个多月都不知道,因为公安不通知,银行也不提示,非常不负责任!)。这时候,冻友直接去冻结账户所属的开户银行网点,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去银行柜台,跟工作人员说明被冻的情形,让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冻结的公安机关是哪个单位?冻结的文书编号。通常情形,银行工作人员会给到“冻友”详细的纸质“冻结信息”,但也确实有不少刁钻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告知“冻友”任何信息。这时候很多冻友就吃了哑巴亏,不知所措的等待或者多方打听。这里需要告知“冻友”的小经验是,冻友只需要跟银行官方客服进行投诉,告知投诉部门自己需要获取冻结机关信息去处理冻结银行卡的事情,否则自己账户长期处于冻结状态,而救济无门,不合理也不合法。

3、向公安证明自己不涉嫌转移赃款,即“自证清白”

公安机关如要对“冻友”银行账户采取冻结措施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为了固定侦查犯罪的证据,了解账户相关信息;其二,“冻友”有涉嫌“转移赃款”的嫌疑,即有收到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的帮助犯嫌疑。理论上来说,冻结时间超过三日的,“冻友”即是被公安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有转移赃款的嫌疑。但是,尴尬的地方在于,一般在侦查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一般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是,在公安那里具有涉案嫌疑的“冻友”却不受公安待见,大部分“冻友”主动找公安都找不到。当然,也确实有“冻友”主动找公安,或者公安让“冻友”过去录笔录时,公安将“冻友”进行拘留,即所谓“送到嘴里的肥肉,可不敢让你跑了”。但是,这毕竟是少数。

4、“冻友”如何向公安“自证清白”?

关于“自证清白”围绕这几个点:

(1)比特币买卖交易是合法的交易。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铁亮与北京多智众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12967号中,“法院认为: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见,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但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而是提醒各部门加强对社会公众投资风险的提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比特币交易的自由,但需理性投资;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当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

不仅仅在该判例中,法院支持了比特币买卖交易合的法性,目前越来越多的法院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买卖的合法性进行了支持。

(2)“冻友”对于因为“卖币”收到的赃款所涉嫌的犯罪不知情

通常,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如“火币”、“OK”等交易平台,进行法币与代币的交易时,买卖双方都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网友,即缺乏认识的可能性。很多“冻友”甚至与支付赃款的“买币方”仅存在一笔交易,足以说明缺乏转移赃款的可能;

(3)“冻友”之于“卖币”收到的赃款付出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

民法上讲究“善意取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个人(小王)将不属于他的电脑卖给了你,只要你对这个电脑不属于小王这个事情不知情,而且电脑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因为买这个电脑,付给了小王该物品在市场上的正常价格,那么即使这个电脑不属于小王,电脑的原主人也不可以向你主张要回电脑,电脑即属于你。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这里不讨论。

这里举“民法”的例子在于,如果公安认为收到赃款的人没有权限去使用赃款,那么可否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当然本律师是知道善意取得以无权处分动产或不动产为前提的”,而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强行使用似乎“牛唇不对马嘴”。但本律师认为:民法对善意的购买方进行了强保护,而刑法上的该情形,善意的“币友”在支付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后,更应该强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买卖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没有对买方的资金进行审查的义务,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售货员绝不会要求你证明一下用来买东西的金钱是否属于合法取得。只要卖方对非法交易资金的来源不知情,且付出了同等价位的商品,实践中即为合法的交易行为,否则因为收到了赃款就被公安冻结收款银行账户,人们都不敢做生意、商品经济社会都无法进行下去。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民法上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以及这里的“善意”,即代表对赃款所涉嫌的犯罪不知情,在民法上,如果要证明你是知情的,这个证明责任是由原告来主张你是知情的。本律师认为,如果公安机关认为“冻友”不是“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这个证明责任应当在公安局,即公安局应当证明“冻友”对其收到的涉案资金所涉嫌的刑事犯罪是知情的。试想,如果一个人对犯罪行为是知情的,为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进行销赃,那么为何还会因为收到了赃款去支付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呢?而且数字货币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的属性,支付之后也取不回来了。

前文中介绍过,“冻友”被公安冻卡后,如果公安联系“冻友”,或者“冻友”通过发卡行了解冻到结机关后主动联系公安,则“冻友”去公安刑侦录笔录或者通过电话了解的方式,在提供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流水,以及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交易记录后,刑侦认为“冻友”并不涉及其收到的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则在三个工作日内会将账户解冻,但这种情况目前不多。如果提交了银行流水和平台交易记录,刑侦还是不能免除对“冻友”涉嫌“转移赃款”以及其他犯罪的嫌疑时,“冻友”应当如何处理?

七、决定解冻账户难度的主要因素(1)“洗钱”犯罪的赃款流入“冻友”账户的流通次数

一般来说,犯罪分子选择通过在交易平台上购买数字货币销赃时,犯罪分子取得该笔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并未立案,从犯罪分子购买数字货币到该笔赃款所涉嫌的犯罪被公安刑侦立案,这段时间内,该笔赃款会怎样流转,流转多少次,是无法判断出来的,毕竟每个案子的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该笔赃款恰恰流通到“冻友”的账户,东窗事发,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后,公安立即冻结赃款流过的所有银行账户。然而,在所有流转过赃款的账户中,距离犯罪分子销赃账户的距离越近,被公安刑侦怀疑涉嫌销赃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解冻的难度就越大。此外,如果距离犯罪分子销赃账户越近,且涉案资金仍停留在“冻友”自己账户中,即出现“一手黑、二手黑”的情形,刑侦会非常重视,一般不会轻易的为“冻友”主动解冻银行账户。

(2)“洗钱”犯罪所涉嫌的犯罪类别

据本律师了解,目前通过数字货币来洗钱的的涉案资金一般来自于犯罪分子的“诈骗资金”、“传销资金”、“非法经营所获得资金”等居多,因为该类犯罪涉及到具体的“受害人”,一旦受害人报案,刑侦为了最大可能防止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会选择冻结“受害人”资金流转的所有账户。

如果涉案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属于电信诈骗,集团诈骗,犯罪分子不在我国境内,则公安侦办的难度非常大,犯罪嫌疑人很难被抓捕归案,所以,因此类案件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解冻的难度不言而喻,尤其是靠近赃款源头的数字货币卖方。同样,还有涉及跨国集团洗钱的重大刑事犯罪,一旦这种案件的赃款流入“冻友”的账户,为慎重对待该类案件,公安刑侦一般不会轻易排除冻友的嫌疑,将“冻友”的银行账户予以解冻。

(3)“洗钱”所涉嫌的刑事犯罪在立案后所处的办理阶段

随着我国公安打击诈骗和传销犯罪的手段和力度的不断加强,该类犯罪被侦破的概率也大为提高,除部分犯罪分子长期逃匿于海外,大部分境内的诈骗犯和传销犯罪分子大概率会被公安抓捕归案。一旦犯罪分子归案后,公安机关首先进行侦查行为,收集犯罪证据;侦查终结后,公安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犯罪的重大嫌疑,会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经检察院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确有犯罪的重大嫌疑,在充分排除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或者不构成起诉条件的情形下,检察院再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审判,让法官具体审判。

所以,“冻友”面临收受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处于以上三个阶段(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法院审判)时,“冻友”在哪个阶段最容易排除自己涉案的嫌疑,让相关办案部门解冻自己的冻结账户?

本律师认为:在公安侦查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较为容易排除“冻友”的涉案嫌疑,“冻友”银行账户解冻的可能性较高。原因在于:公安在侦查阶段会充分了解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详情,对“冻友”的交易情形较为了解,如果公安认为冻友不涉嫌刑事犯罪,完全有权限排除对冻友的怀疑,将冻友的账户予以解冻。

但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一般只会审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否充分,一旦充分,满足起诉条件,则移交法院来处理,对其中的与本案无关的第三人账户冻结的情形则具体看下个阶段法院的判决。除非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检察院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但是实务中赃款所涉嫌的刑事案件被检察院不予起诉的概率极低。而在法院审判阶段,法院会对案件进行详细的审查,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对公安机关冻结的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财物进行处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4)“冻友”能否证明被冻结账户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

一般来说,公安冻结“冻友”的银行账户,基本会存在一个超额冻结的问题,即是说,不仅仅冻结涉案资金,公安会将涉案资金流入“冻友”的银行账户所有资金予以冻结。新进入“币圈”的“冻友”很容易证明其银行卡内除涉案资金之外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问题,以及用于购买数字货币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但是,经常在“币圈”进行交易的“冻友”,甚至OTC平台的商家,其资金来源复杂,大部分的收益来自买卖数字货币的收益,这让公安不敢轻易对其解除合理的怀疑,从而增加解冻的难度。曾经有冻友做OTC商家在咨询我的过程中告知,其名下被冻结了 几十张银行卡,试问公安局刑侦让其证明其用于买卖数字货币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这有多难?

八、“冻友”可否自证清白?

根据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理论,公安在侦查过程中,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或者足够有力的怀疑,才能对相关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采取冻结的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采取调查性侦查措施,但是一般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采取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但是,在实务中,很多公安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慎重对待对币圈“冻友”的冻结行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犯罪分子通过数字货币来销赃与传统的犯罪分子销赃的手法过于相似,且公安一般不太清楚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是怎么回事。例如,在五年前,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通过电话骗取到受害人的一笔钱,通常是利用一些假身份持有的银行账户分为多笔转入不同的账户,最后在不同的ATM机将其取出。而如今的犯罪分子利用数字货币来销赃,更加方便也更加安全。

如果公安不主动认真审查“冻友”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冻友”则可以主动找到公安去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如何证明?第一:在交易网站交易时,买卖双方都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冻友”作为数字货币的卖方,理应知道买方的信息;如果买卖双方的居所不在同一个地区,且排除买卖双方在生活中认识的可能,如果再次证明双方只存在单笔或不多的交易次数,则间接减少了“冻友”参与销赃的嫌疑;在这个环节中,必要时申请公安出具调查令向交易所调取买方的详细交易信息及注册信息;第二,因为收到赃款,“冻友”支付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两者属于等价交换,这个“冻友”也可以与交易网站客服沟通,尝试让其出示相应的交易证明。

九、与“冻友”维权相关的其他问题

(1)犯罪分子除了直接洗钱,还有更新的手法

本律师了解到,目前很多诈骗犯通过“三角诈骗”的方式,将币圈“冻友”坑害不浅,其是通过电信诈骗的方式,以培训班、理财、保健品等的“由头”来骗受害人,一旦受害人上当受骗,准备给犯罪分子打款的时候,犯罪分子立即将在数字货币交易网站下单购买数字货币,然后指示受害人向数字货币的卖方进行打款支付。最终是受害人将被骗的金钱支付到数字货币卖方的账户,而卖方将数字货币支付给了犯罪分子。这种三角诈骗的方式,让数字货币的卖方直接收到了赃款,其很难证明其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诈骗行为。遇到这种情形需要极其谨慎,关于遇到此类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本律师建议:其一,数字货币卖方在交易时应当认真核实支付账户的信息与买方在交易网站上的注册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撤销此次交易;其二,如果已经交易了,“冻友”成为“一手黑”的情形,此时“冻友”也是受害人,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让警方详细了解诈骗的情形。

(2)可否通过“行政诉讼”来倒逼公安慎重对待对“冻卡”问题

本律师检索了所有相关的判决书发现,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此类争议,几乎是行不通,最终的结果都是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其根本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受案范围: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刑事诉讼法明确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进行冻结措施,所以,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对“冻友”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围。

例如: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邱毛贵与肖梅芳、湖州市公安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安行政强制二审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2014)苏中行终字第0051号中:原审法院认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湖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实施的查封行为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现邱毛贵、肖梅芳要求对本案所涉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向湖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主张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邱毛贵、肖梅芳起诉的行为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邱毛贵、肖梅芳的起诉。

本律师认为:合法的解决“冻友”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方式,主要有向冻结公安机关申诉、向冻结公安机关同一级的检察院申诉、向冻结机关上一级的公安局或同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

场外交易银行卡被冻结不要怕,最全银行账户解冻方法在此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场外交易银行卡被冻结不要怕,最全银行账户解冻方法在此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本文比较完整的介绍了比特币场外交易的主要交易流程,分析了银行卡被冻结的常见原因及方式,为受害人维护合法权利提供了详细的法律依据和账户解冻的实操建议,作者为上海盈科刘磊和陈禹彦。

TL;DR:合法的解决“冻友”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方式,主要有向冻结公安机关申诉、向冻结公安机关同一级的检察院申诉、向冻结机关上一级的公安局或同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

一、OTC场外交易流程分析

以法币与代币之间的交易为例,一般来说,交易双方通过在微信群“喊单”的方式,或者在提供法币交易的交易所内,如火币、OK 等法币交易区去买卖。一旦买方拍下卖方挂出来的交易单,卖方在交易所内储存的代币即被锁定,买方在10分钟之内需要按照指定的账户汇款到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卖方确认收款后,交易平台将卖方锁定的代币划转给买方,交易完成。

二、冻结的常见原因及方式分析

由于代币、如BTC、ETH、USTD等数字货币特有的去中心化属性,且注册用户很难确保完全实现实名认证,所以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通过购买数字货币来实现洗钱就变得极其方便,毕竟公安刑侦是没有办法冻结数字货币的。

公安刑侦办理以上案件冻结银行账户的基本思路为,以电信诈骗为例: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小K骗取到受害人小A的一笔资金,诈骗犯在收到该笔汇款后立即通过交易所,如火币平台,购买卖方如小B的数字货币来“销赃”,交易完成后,犯罪分子小K即完成了洗钱行为。过一段时间(大部分受害人几天之内就会发现自己受骗了)受害人小A发现上当受骗,立即报警,当地警方立案后,立即通知“反电信诈骗网络中心”冻结小A资金流向的所有账户,于是小K、小B的账户都被冻结了。由于,小K交易的目的就是为了洗钱,所以一个账户洗钱结束立即销毁,账户无其他资金进入,那么卖数字货币的小B的账户就会遭到冻结,成为另一个受害人,通常小B的账户不仅仅只有这一笔卖币的收款,一般都会有平时生活中存储的其他资金。但是,公安刑侦不会仅冻结涉案资金,而是全部冻结,包括通过该银行账户购买的基金、股票、理财产品也无法正常变现取出。

以上是最简单的只涉及一层转移的冻结,实践中更复杂的是,小K因为不懂“币圈”,找到专门协助销赃的帮助犯小C去交易所买币洗钱,小C因为在平台交易次数过多,导致卖方冻结次数过多,平台大部分用户识别出来小C的钱有问题,而不与他交易。小C于是找到了手法高超的小D通过多张银行账户来转移资金,虚构交易行为,因为通常离诈骗犯罪分子的账户距离越远,冻结的概率越低。然后小D再去交易平台与卖方,比如小F交易。而小F在收到赃款后,又在交易平台作为买方进行“低买高卖”,该笔涉案资金可能到了七八手、甚至十几手最终停留在小X、小Y、小Z的账户。于是受害人报警了,从小K到小C一直到小X、小Y、小Z的账户全部被冻结。

三、冻结行为是否“合理、合法”?

以上分析可知:假设受害人小A被骗了30万,涉案资金在小X、小Y、小Z账户上分别停留了10万,但是小X、小Y、小Z的账户上各自原有100万干净的自有资金。所以,小X、小Y、小Z因为收到10万涉案资金,各自被冻结了无关的100万资金,你说冤不冤?

首先,如果,你是办案警方,为了防止受害人财产的流失,接到受害人报警你会怎么办?以上分析可知,小C,小D的行为通常构成诈骗犯罪的帮助犯,冻结他们的银行账户,合情合理。同时,小D虚构交易,通过多张银行账户来转移资金,如果冻结了其他的参与转移的账户,那也会合情合理,参与转移资金的行为也属于诈骗犯罪的帮助犯。

其次,在如“火币”这种交易平台上进行数字货币买卖的行为,不是混过币圈的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你这是在干啥?警方很难弄清楚法币与代币的交易流程,代币的市场价值、是否完成支付、以及是否构成合法的交易行为。毕竟,我们国家明面上的政策文件对数字货币持相对保守的态度。所以,警方把你在平台上卖币的正常交易行为当做诈骗犯洗钱的帮助犯也是及其正常的。要不然,一些小地方的县公安局怎么敢接二连三地把维权的数字货币卖方当做犯罪嫌疑人拘起来呢?

最后,之于传统的线下交易,数字货币在交易所平台上的交易最大的一个弊端是没有书面合同(包括纸质书面合同、电子书面合同)来保障数字货币交易行为。数字货币交易通常都是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笔的交易,这么大额的交易行为,如果是买车、买房肯定是要签书面合同的。

合同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合同的效力。合同效力指为了实现合同的内容,法律上可以认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为此可采用的法律措施。在当事人之间,首先是权利义务关系,其次是权利义务非正常展开时的法律后果问题。

关于数字货币交易,如果买卖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合同中约定了买卖价格、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条款,警方看到合同就知道我们买卖标的是什么,如果买卖标的不违法,那么买卖价格是否属于正常市场行情价格,如果属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再看支付是否完成,是否确实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交付了数字货币。如果这一切都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则交易行为完全合法有效。

如果警方仍然觉得数字货币卖方有嫌疑,就需要提供新的证据来证明买卖交易可能是虚假交易,否则警方对数字货币卖方银行收款账户冻结的行为就有滥用职权的可能性。

通常来说,买卖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没有对买方的资金进行审查的义务,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售货员绝不会要求你证明一下用以购买商品的金钱是否属于合法取得。只要卖方对非法交易资金的来源不知情,且付出了同等价位的商品,实践中即为合法的交易行为,通常公安都不会冻结,否则人们都不敢做生意、商品经济社会都无法进行下去。涉及大宗交易金额的买卖行为,如果有合同的存在,起码证明了买卖双方对交易行为是达成了一致的约定,梳理了整个交易流程,极有力地保存了相关证据来证明交易行为的合法性。

数字货币的交易行为,如果有合同进行约定,买卖双方签字生效,再有法院的判决书支持数字货币买卖的判例

同时让交易平台证明冻结日期数字货币市场的交易价格来证明交易符合“等价交换”,那么公安基本就没有理由来冻结卖方账户了。

四、如何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

公安机关冻结存款的法律依据有哪些、有没有对公安冻结措施进行限制的规定?以及被无关冻结了,受害人如何救济?

(1)公安机关冻结存款的法律依据

1、《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

发现犯罪嫌疑人将经济犯罪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定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查封、扣押、冻结:

(一)他人明知是经济犯罪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他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上述财物的;

(三)他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上述财物的;

(四)他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上述财物的。

(2)公安机关采取冻结措施受到的相关限制规定: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二百三十六条:

冻结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为六个月。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为二年。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每次续冻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每次续冻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继续冻结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冻结手续。逾期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

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采取调查性侦查措施,但是一般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采取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查封、扣押、冻结以及处置涉案财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以外,公安机关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置涉案财物。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并注意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已被依法查封、冻结的涉案财物,公安机关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但是可以轮候查封、冻结。

3、《**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涉案财物除依法另行处理外,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返还当事人的应当及时返还。

(3)如果公安机关不按照以上程序来严格规范自己的冻结措施,造成了对无关人员的冻结,如何救济?救济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1、《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一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

(一) 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二) 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

(三) 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

(四) 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五) 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在收到申诉、控告之日起三十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书面回复申诉人、控告人。发现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有上述行为之一的,应当立即纠正。

2、《**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十三条:

完善权利救济机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复议、申诉、投诉或者举报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

五、公安机关冻卡的时间有多长?1、三日之内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款:

规范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严禁在立案之前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如果公安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人将赃款转移,将赃款流经的所有账户冻结后,经过审查发现,存在犯罪嫌疑人已落网如数供述犯罪的情形,或者确实证明被冻卡的“冻友”跟涉嫌的刑事犯罪毫无关联,负责任的公安机关会在法律规定的3日内将“冻友”的银行账户解冻。

2、六个月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12修订)》第二百三十六条:

冻结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为六个月。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为二年。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公安机关应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每次续冻存款、汇款等财产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每次续冻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证券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继续冻结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重新办理冻结手续。逾期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

所以,冻结期限六个月到期解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1、冻结的6个月以内,公安刑侦经侦查发现,已排除对“冻友”涉案的怀疑;2、6个月以后,因其他原因没有办理继续冻结的手续。

3、到期续冻,不确定期限

本律师办理的“币圈”银行卡冻结案件中,冻结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四年,从2015年初冻结至今。该类案件冻结时间持续长久的主要情形体现在:1、“冻友”卖币收到的赃款涉嫌的犯罪长期不能被侦破,嫌疑人不能到案,导致很难排除对“冻友”转移赃款的嫌疑;2、办理该起案件的刑警已经调离该岗位,不再负责该起案件,后来接手的刑警在案子没有到达审判阶段,经法院生效判决文书证明“冻友”与本案无关,一般不愿意主动研究该案中“冻友”的嫌疑程度,更不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去尝试为冻友解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解冻一定要趁早!

六、实操中,冻友如何将账户解冻?1、等三天,看一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负责任的公安刑侦经查明,排除对“冻友”涉嫌转移赃款的嫌疑,将“冻友”归类为无关人员,则按照法律规定,在三日内予以解冻;

2、过了三日,仍没有解冻,去银行获取冻结机关的详细信息。

三日过后,冻友经尝试转账仍然无法正常转账的,则证明仍处于冻结中(这里吐槽一点:按照规定,公安冻结账户需要对冻友进行通知的,而实务中,很多冻友被冻结了一个多月都不知道,因为公安不通知,银行也不提示,非常不负责任!)。这时候,冻友直接去冻结账户所属的开户银行网点,带着本人的身份证,去银行柜台,跟工作人员说明被冻的情形,让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冻结的公安机关是哪个单位?冻结的文书编号。通常情形,银行工作人员会给到“冻友”详细的纸质“冻结信息”,但也确实有不少刁钻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告知“冻友”任何信息。这时候很多冻友就吃了哑巴亏,不知所措的等待或者多方打听。这里需要告知“冻友”的小经验是,冻友只需要跟银行官方客服进行投诉,告知投诉部门自己需要获取冻结机关信息去处理冻结银行卡的事情,否则自己账户长期处于冻结状态,而救济无门,不合理也不合法。

3、向公安证明自己不涉嫌转移赃款,即“自证清白”

公安机关如要对“冻友”银行账户采取冻结措施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为了固定侦查犯罪的证据,了解账户相关信息;其二,“冻友”有涉嫌“转移赃款”的嫌疑,即有收到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的帮助犯嫌疑。理论上来说,冻结时间超过三日的,“冻友”即是被公安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有转移赃款的嫌疑。但是,尴尬的地方在于,一般在侦查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一般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是,在公安那里具有涉案嫌疑的“冻友”却不受公安待见,大部分“冻友”主动找公安都找不到。当然,也确实有“冻友”主动找公安,或者公安让“冻友”过去录笔录时,公安将“冻友”进行拘留,即所谓“送到嘴里的肥肉,可不敢让你跑了”。但是,这毕竟是少数。

4、“冻友”如何向公安“自证清白”?

关于“自证清白”围绕这几个点:

(1)比特币买卖交易是合法的交易。

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王铁亮与北京多智众传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12967号中,“法院认为: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见,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但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而是提醒各部门加强对社会公众投资风险的提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比特币交易的自由,但需理性投资;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当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

不仅仅在该判例中,法院支持了比特币买卖交易合的法性,目前越来越多的法院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买卖的合法性进行了支持。

(2)“冻友”对于因为“卖币”收到的赃款所涉嫌的犯罪不知情

通常,在数字货币交易所,如“火币”、“OK”等交易平台,进行法币与代币的交易时,买卖双方都是遍布全国各地的网友,即缺乏认识的可能性。很多“冻友”甚至与支付赃款的“买币方”仅存在一笔交易,足以说明缺乏转移赃款的可能;

(3)“冻友”之于“卖币”收到的赃款付出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

民法上讲究“善意取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某个人(小王)将不属于他的电脑卖给了你,只要你对这个电脑不属于小王这个事情不知情,而且电脑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因为买这个电脑,付给了小王该物品在市场上的正常价格,那么即使这个电脑不属于小王,电脑的原主人也不可以向你主张要回电脑,电脑即属于你。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这里不讨论。

这里举“民法”的例子在于,如果公安认为收到赃款的人没有权限去使用赃款,那么可否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当然本律师是知道善意取得以无权处分动产或不动产为前提的”,而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强行使用似乎“牛唇不对马嘴”。但本律师认为:民法对善意的购买方进行了强保护,而刑法上的该情形,善意的“币友”在支付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后,更应该强保护。

更为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买卖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没有对买方的资金进行审查的义务,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售货员绝不会要求你证明一下用来买东西的金钱是否属于合法取得。只要卖方对非法交易资金的来源不知情,且付出了同等价位的商品,实践中即为合法的交易行为,否则因为收到了赃款就被公安冻结收款银行账户,人们都不敢做生意、商品经济社会都无法进行下去。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民法上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以及这里的“善意”,即代表对赃款所涉嫌的犯罪不知情,在民法上,如果要证明你是知情的,这个证明责任是由原告来主张你是知情的。本律师认为,如果公安机关认为“冻友”不是“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这个证明责任应当在公安局,即公安局应当证明“冻友”对其收到的涉案资金所涉嫌的刑事犯罪是知情的。试想,如果一个人对犯罪行为是知情的,为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进行销赃,那么为何还会因为收到了赃款去支付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呢?而且数字货币所具有的去中心化的属性,支付之后也取不回来了。

前文中介绍过,“冻友”被公安冻卡后,如果公安联系“冻友”,或者“冻友”通过发卡行了解冻到结机关后主动联系公安,则“冻友”去公安刑侦录笔录或者通过电话了解的方式,在提供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流水,以及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交易记录后,刑侦认为“冻友”并不涉及其收到的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则在三个工作日内会将账户解冻,但这种情况目前不多。如果提交了银行流水和平台交易记录,刑侦还是不能免除对“冻友”涉嫌“转移赃款”以及其他犯罪的嫌疑时,“冻友”应当如何处理?

七、决定解冻账户难度的主要因素(1)“洗钱”犯罪的赃款流入“冻友”账户的流通次数

一般来说,犯罪分子选择通过在交易平台上购买数字货币销赃时,犯罪分子取得该笔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并未立案,从犯罪分子购买数字货币到该笔赃款所涉嫌的犯罪被公安刑侦立案,这段时间内,该笔赃款会怎样流转,流转多少次,是无法判断出来的,毕竟每个案子的情况都不一样。

如果该笔赃款恰恰流通到“冻友”的账户,东窗事发,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后,公安立即冻结赃款流过的所有银行账户。然而,在所有流转过赃款的账户中,距离犯罪分子销赃账户的距离越近,被公安刑侦怀疑涉嫌销赃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解冻的难度就越大。此外,如果距离犯罪分子销赃账户越近,且涉案资金仍停留在“冻友”自己账户中,即出现“一手黑、二手黑”的情形,刑侦会非常重视,一般不会轻易的为“冻友”主动解冻银行账户。

(2)“洗钱”犯罪所涉嫌的犯罪类别

据本律师了解,目前通过数字货币来洗钱的的涉案资金一般来自于犯罪分子的“诈骗资金”、“传销资金”、“非法经营所获得资金”等居多,因为该类犯罪涉及到具体的“受害人”,一旦受害人报案,刑侦为了最大可能防止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会选择冻结“受害人”资金流转的所有账户。

如果涉案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属于电信诈骗,集团诈骗,犯罪分子不在我国境内,则公安侦办的难度非常大,犯罪嫌疑人很难被抓捕归案,所以,因此类案件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解冻的难度不言而喻,尤其是靠近赃款源头的数字货币卖方。同样,还有涉及跨国集团洗钱的重大刑事犯罪,一旦这种案件的赃款流入“冻友”的账户,为慎重对待该类案件,公安刑侦一般不会轻易排除冻友的嫌疑,将“冻友”的银行账户予以解冻。

(3)“洗钱”所涉嫌的刑事犯罪在立案后所处的办理阶段

随着我国公安打击诈骗和传销犯罪的手段和力度的不断加强,该类犯罪被侦破的概率也大为提高,除部分犯罪分子长期逃匿于海外,大部分境内的诈骗犯和传销犯罪分子大概率会被公安抓捕归案。一旦犯罪分子归案后,公安机关首先进行侦查行为,收集犯罪证据;侦查终结后,公安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犯罪的重大嫌疑,会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经检察院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确有犯罪的重大嫌疑,在充分排除可能造成冤假错案或者不构成起诉条件的情形下,检察院再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审判,让法官具体审判。

所以,“冻友”面临收受赃款所涉嫌的犯罪处于以上三个阶段(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法院审判)时,“冻友”在哪个阶段最容易排除自己涉案的嫌疑,让相关办案部门解冻自己的冻结账户?

本律师认为:在公安侦查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较为容易排除“冻友”的涉案嫌疑,“冻友”银行账户解冻的可能性较高。原因在于:公安在侦查阶段会充分了解赃款所涉嫌的刑事犯罪详情,对“冻友”的交易情形较为了解,如果公安认为冻友不涉嫌刑事犯罪,完全有权限排除对冻友的怀疑,将冻友的账户予以解冻。

但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官一般只会审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是否充分,一旦充分,满足起诉条件,则移交法院来处理,对其中的与本案无关的第三人账户冻结的情形则具体看下个阶段法院的判决。除非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检察院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但是实务中赃款所涉嫌的刑事案件被检察院不予起诉的概率极低。而在法院审判阶段,法院会对案件进行详细的审查,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对公安机关冻结的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财物进行处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4)“冻友”能否证明被冻结账户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

一般来说,公安冻结“冻友”的银行账户,基本会存在一个超额冻结的问题,即是说,不仅仅冻结涉案资金,公安会将涉案资金流入“冻友”的银行账户所有资金予以冻结。新进入“币圈”的“冻友”很容易证明其银行卡内除涉案资金之外的资金来源,及合法性问题,以及用于购买数字货币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但是,经常在“币圈”进行交易的“冻友”,甚至OTC平台的商家,其资金来源复杂,大部分的收益来自买卖数字货币的收益,这让公安不敢轻易对其解除合理的怀疑,从而增加解冻的难度。曾经有冻友做OTC商家在咨询我的过程中告知,其名下被冻结了 几十张银行卡,试问公安局刑侦让其证明其用于买卖数字货币的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问题,这有多难?

八、“冻友”可否自证清白?

根据我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理论,公安在侦查过程中,应当有充分的证据或者足够有力的怀疑,才能对相关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采取冻结的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第二款:“公安机关立案后,应当采取调查性侦查措施,但是一般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确有必要采取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或者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

但是,在实务中,很多公安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慎重对待对币圈“冻友”的冻结行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犯罪分子通过数字货币来销赃与传统的犯罪分子销赃的手法过于相似,且公安一般不太清楚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是怎么回事。例如,在五年前,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通过电话骗取到受害人的一笔钱,通常是利用一些假身份持有的银行账户分为多笔转入不同的账户,最后在不同的ATM机将其取出。而如今的犯罪分子利用数字货币来销赃,更加方便也更加安全。

如果公安不主动认真审查“冻友”是否涉嫌“洗钱”犯罪,“冻友”则可以主动找到公安去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如何证明?第一:在交易网站交易时,买卖双方都需要进行实名认证,“冻友”作为数字货币的卖方,理应知道买方的信息;如果买卖双方的居所不在同一个地区,且排除买卖双方在生活中认识的可能,如果再次证明双方只存在单笔或不多的交易次数,则间接减少了“冻友”参与销赃的嫌疑;在这个环节中,必要时申请公安出具调查令向交易所调取买方的详细交易信息及注册信息;第二,因为收到赃款,“冻友”支付了同等价位的“数字货币”,两者属于等价交换,这个“冻友”也可以与交易网站客服沟通,尝试让其出示相应的交易证明。

九、与“冻友”维权相关的其他问题

(1)犯罪分子除了直接洗钱,还有更新的手法

本律师了解到,目前很多诈骗犯通过“三角诈骗”的方式,将币圈“冻友”坑害不浅,其是通过电信诈骗的方式,以培训班、理财、保健品等的“由头”来骗受害人,一旦受害人上当受骗,准备给犯罪分子打款的时候,犯罪分子立即将在数字货币交易网站下单购买数字货币,然后指示受害人向数字货币的卖方进行打款支付。最终是受害人将被骗的金钱支付到数字货币卖方的账户,而卖方将数字货币支付给了犯罪分子。这种三角诈骗的方式,让数字货币的卖方直接收到了赃款,其很难证明其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诈骗行为。遇到这种情形需要极其谨慎,关于遇到此类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本律师建议:其一,数字货币卖方在交易时应当认真核实支付账户的信息与买方在交易网站上的注册信息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撤销此次交易;其二,如果已经交易了,“冻友”成为“一手黑”的情形,此时“冻友”也是受害人,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让警方详细了解诈骗的情形。

(2)可否通过“行政诉讼”来倒逼公安慎重对待对“冻卡”问题

本律师检索了所有相关的判决书发现,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此类争议,几乎是行不通,最终的结果都是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其根本原因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受案范围: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二)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刑事诉讼法明确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进行冻结措施,所以,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对“冻友”的银行账户进行冻结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围。

例如: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邱毛贵与肖梅芳、湖州市公安局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安行政强制二审行政判决书”行政裁定书(2014)苏中行终字第0051号中:原审法院认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只有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才能提起行政诉讼。湖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实施的查封行为属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现邱毛贵、肖梅芳要求对本案所涉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向湖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主张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邱毛贵、肖梅芳起诉的行为不是法律上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邱毛贵、肖梅芳的起诉。

本律师认为:合法的解决“冻友”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方式,主要有向冻结公安机关申诉、向冻结公安机关同一级的检察院申诉、向冻结机关上一级的公安局或同级人民政府进行行政复议。

揭开500亿“区块链”骗局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揭开500亿“区块链”骗局 – 区块链社区 – ChainNode 链节点

打着“币圈第一大资金盘”的幌子,利用区块链技术、以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进行网络传销。短短一年时间,发展会员200余万人,层级关系高达3000余层,涉案金额500多亿元……

江苏省盐城经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起披着“区块链”外衣的网络传销案,9月22日有了一审结果:法院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陈某、丁某、彭某等16名被告人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涉案赃物、赃款及孳息、犯罪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据记者了解,这是国内首起利用区块链技术、以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犯罪案。

传销老套路,穿上区块链新“马甲”

2019年初,盐城市公安局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一个名为“PlusToken”的平台疑似搞网络传销,随即成立专案组。

警方查明:自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陈某、丁某、彭某等人架设搭建“PlusToken”平台,发展会员200余万人。除境内会员外,还有不少境外会员,层级关系高达3000余层。在一年时间里,这个平台吸收会员比特币、以太坊币等数字货币948万余个,按当时市场行情计算,折合人民币总值500多亿元。其中大部分数字货币被用于发放会员“拉人头”奖励,还有部分被变现用于陈某、丁某、彭某等人日常开销和个人挥霍。

“PlusToken”平台为什么能吸收这么多会员?该案承办检察官、盐城经开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徐玉洁介绍,该平台以“区块链”技术为噱头、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打着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务的幌子,承诺高额返利,吸引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

陈某等人将平台包装成跨国企业;而彭某有传销犯罪前科,传销推广经验丰富;丁某在区块链领域“有身份、有资源”,熟悉区块链技术。

陈某、丁某规定:会员必须由上线推荐,并购买至少500美元的比特币、以太坊币等主流数字货币,再以数字货币入会,即可每月获得6%至18%的收益,即静态收益。

会员推广会员还能获得动态收益。动态收益又分为直接链接收益和间接链接收益两种,直接链接收益即第一层级下线每个账户静态收益的100%;间接链接收益是第二层级至第十层级下线每个账户的静态收益的10%。

为了鼓励会员发展更多下线,“PlusToken”平台推出“高管佣金”奖励模式。根据发展下线数量和投入资金数量,将成员分为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等五个等级,并按照等级高低叠加下线静态收益作为奖励和返利。

该平台自创“Plus币”作为会员收益的结算方式。“Plus币”没有任何价值,其发行数量、价格、涨跌都由陈某掌控。会员赚取的“Plus币”可以卖给下线,也可以通过平台变现成为主流数字货币,但兑现需要后台人工审核。

“PlusToken”平台的静态、动态奖金制度设置与以往传销平台类似,只是加入了区块链、数字货币概念,没有任何实体经营活动,都是依靠包装,不断发展下线维系平台运转,其实质仍是“宠氏骗局”。

引导侦查,追踪450个比特币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盐城经开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及时介入,引导侦查。

不同于以往办理过的网络传销案件,“PlusToken”平台收取会员的“门槛费”均为主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与人民币流转方式截然不同,不存在交易账号和交易流水,参与人员是谁、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涉案资金流向何处?承办检察官围绕证据要害、涉案金额审计等重点问题提出了10余条补充侦查意见。

众多涉案者如何区分行为性质?承办检察官紧扣“传销”本质,对涉案人员在组织架构中的作用、发展层级数量、涉案金额等方面,将其分为发起策划者、对组织建立扩大起关键作用的人员两个层次,分别按照该角色在“PlusToken”平台中具体所起的作用,严格按照司法解释规定,从严认定组织者、领导者。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通过技侦手段锁定境外服务器,固定电子证据,再结合相关证人口供形成了有效证据链,充分证明发起人陈某、“军师”丁某、“运营”彭某等人在传销组织中起到的组织、领导作用,尤其是用证据将一直自称只是一名普通会员的丁某锁定为主犯,他在传销组织中打着区块链幌子、雇用外国人做“傀儡”、伪造海外背景等,起到了“军师”的作用。

如何查清资金流向?承办检察官根据犯罪嫌疑人口供和公安机关提供的审计报告,再结合鉴定报告,逐一核查涉案数字货币去向。在这一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有450个比特币不知去向。而这450个币的原始持有者——陆某某始终辩称“助记词忘记了,无法找回”。经过全面梳理陆某某、陈某某、刘某等人口供,发现450个币的最终去向均指向了一个人——陆某某的弟弟陆某龙。

陆某龙在币圈有一定知名度,曾是“币知财经”的创始人。由丁某推荐加入,负责平台推广、对外宣传。按照2019年6月市值来算,这450个比特币合计人民币4000余万元。

承办检察官分析,陆某龙姐弟“玩转”币圈多年,深谙币圈之道,加之价值之大,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遂引导公安机关以陆某龙为中心,辐射其周边人,对他们的通讯设备以及钱包账户地址进行实时监控。

后经多次审查,成功追回200多个比特币和10万多个柚子币(由其转移的249个比特币兑换而成),合计价值人民币近3000万元(行情变化)。

面对翻供,公诉人从容应对

由于涉案人员多、金额大,证人证言纵横交叉,为了实现精准打击,盐城经开区检察院积极联合上级院、公安、法院进一步统一执法尺度,凝聚办案共识;同时,在庭前围绕案件定性和主从犯地位区分两个方面,形成3万余字的出庭预案材料,准备了60多项应对意见。

今年7月2日,该案开庭审理,3名公诉人出庭,而辩护律师有14名。

庭上,丁某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全盘翻供:“我对指控我策划品牌有异议。陈某只是跟我咨询App信息,没有告诉我层级模式,我不知道这是传销。”

公诉人结合案件事实,运用精心设计的讯问提纲,与丁某当庭质证:“你账号下面的336个会员是谁发展的?这336个账号就没有一个人投钱吗?”“我不知道。”

公诉人继续问道:“郑某、王某虎、陆某龙他们在平台里具体分工是什么?”“郑某负责平台维护、技术开发,王某虎后来接替郑某做技术开发,陆某龙负责推广Plus。”“ 他们是怎么加入的?”“ 是我介绍给陈某的。”

……

公诉人又出示了丁某与陈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PlusToken”平台名称、组织架构、奖励机制、运营机制等关乎发展的关键部分均由丁某和陈某商议策划。

丁某仍坚持辩称“我只是普通成员”,但随着庭审的推进,他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事实暴露无遗。

公诉人对丁某和另外4名翻供的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刑期,均被法院采纳。丁某最终被判处八年零八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

来源:检察日报